梁思成建筑奖是中国授予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最高荣誉。梁思成建筑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国际建筑师协会给予了全力支持。梁思成建筑奖以激励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创新精神，繁荣建筑创作，提高建筑规划设计、理论研究和建筑教育水平为宗旨。该奖项以梁思成先生的名字命名，他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在20世纪初凭借对中国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而闻名。梁思成于1947年凭借其贡献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也曾在哈佛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毕生致力于推动中国与国际建筑界的文化交流。

  9月24日下午，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国际建筑师协会（Union International des Architectes）支持、备受学界瞩目的中国建筑界最高荣誉——第九届梁思成建筑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

  德国著名建筑设计师、gmp建筑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曼哈德•冯•格康（Meinhard von Gerkan）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敏教授，斩获本届梁思成建筑奖。曼哈德•冯•格康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的西方建筑师。

  自从曼哈德•冯•格康在20年前赢得北京德国使馆学校的设计竞赛，并开始在中国进行建筑实践，他也一直在推动着中德两国间的建筑文化交流。在他的带领下，目前在中国已建成一百多个项目，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不断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建筑。假如没有冯•格康与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一切将无从谈起——他在二十年间往返中国八十余次便是最好的证明。对他来讲，与当地文化的对话过程以及用当代的建筑手段转译当地文化慢慢的变成了了一个愈加鲜明的主题，这点不论是在临港新城的规划、中国国家博物馆或北京海淀基督堂的设计中，都有着清晰的表达。

  冯•格康致梁思成建筑奖：“在中国获得这个建筑界的最高奖，于我是莫大的荣幸。而我收到这一喜讯时恰逢我在中国从事建筑实践20周年之际，感觉到很高兴。我与中国紧密相连，自从1998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这里的活力、速度和某一些程度上对新鲜事物的开放态度都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种敢于尝试新事物并将新想法付诸实践的热情，以及与之相伴的快速决策过程，都给予了我们在中国的事业灵感和动力。”

  1935 年出生于里加拉脱维亚。1965 年与福尔克温•玛格共同创立gmp建筑师事务所。曾任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1974-2002年）；2007年创立建筑文化学院（aac）并任院长；受聘于汉堡高等自由艺术学院，并获任华东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顾问教授、东南大学访问教授、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会员等。

  他获奖众多，这中间还包括德国弗里茨－舒马赫建筑奖、罗马尼亚国家奖、德国建筑师协会（BDA）大奖，德国建筑师协会建筑文化奖，并被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等十字勋章。冯•格康在德国和中国设计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柏林泰戈尔机场、柏林中央火车站、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天津西站、青岛大剧院、汉诺威世博会基督馆等。

  2013年4月，《设计家》杂志第63期曾对德国gmp事务所创始合伙人Meinhard von Gerkan（曼哈德·冯·格康）进行过题为《回应一直在变化的社会需求》的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在“回应与回馈：汉堡建筑文化学院（acc）工作成果暨gmp建筑师事务所作品展”在上海开展前夕，我们见到了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之一——曼哈德·冯·格康先生。年过七旬的他显然依旧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中，才落座，就主动向我们“要”过录音笔，一边“研究”，一边与自己手边的另一个录音笔比较着。在采访中，他欣然谈起了已经走过了48年历程的gmp和自己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坚持，以及在“不变”中的一些探索、改变和进取。

  曼哈德·冯·格康认为，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一定是基于可持续性考虑的、积极回应城市环境的以及造价经济的。“我们是建筑师，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种现实条件进行对话，不存在任何不受限制的决策。建筑师需要对一直在变化的社会需求作出回应。”因此，事务所坚持采取基于对话式的设计态度，同时在几乎所有项目中都会列出任务书中的不合理性，尽可能地综合多方面的意见，以期最终得到更优秀的方案。与此同时，事务所从不同文化背景、不一样的建筑项目中总结出了一套gmp自己的设计哲学和统一的形式语言，以“简洁性、多样统一性、独特性、条理分明的秩序”为其设计哲学的根本原则，通过它们在项目中的明确、强化，有效地保障设计的质量。

  谈到自己和事务所的设计历程，曼哈德·冯·格康强调了多个角度的“公共性”：从事务所诞生开始，就以公共建筑为最重要的作品类型之一。而事务所也将“开放性”视为其公共建筑作品中最关键的考虑。早在事务所创办早期，建造泰格尔机场时，设计团队就已经提出短行程建筑的设计理念，并因此极大地影响了交通建筑规划设计领域。其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内，公共建筑作品是得到最多好评的，例如体育馆，博物馆，会展中心等等。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总是首先考虑公众如何到达这个建筑，如何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建筑内部，这个建筑是否呈现出欢迎、邀请的姿态。”

  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经过长期的淬炼后，曼哈德·冯·格康对自身作为建筑师、专业建筑教育者的身份有了更深入的自省与思考。他深感自己在布伦瑞克大学教授建筑规划设计时，有许多应当传授给学生的内容囿于现实条件未能实现，于是在2007年与gmp的几位合伙人一起建立gmp基金会，每年拿出公司年盈利的百分之十来成立一个建筑文化学院（aac）。通过Workshop的形式培养年轻建筑师成为通才，不仅仅可以对建筑规划设计方案在总体造型尺寸上做修改，还能够扮演“统观全局的专家”这一角色；同时，也使他们得以成长为审美积极的“建筑管理员”，在保证建筑费用和交付日期的前提下完成手工和机械的全部工作。最近，事务所又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在汉堡易北河畔收购了一座老的航海学校，把它改建成aac建筑文化学院的新校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回应与回馈”这个展览的主题词最贴切地表达出了他对于建筑师的工作的看法——建筑师一方面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给出答案，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曼哈德·冯·格康：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可以谈三个小时，但现在时间有限。简而言之我现在还是和另一位创始合伙人玛格先生一起作为事务所的领导者，此外我们还有四位合伙人，分别掌管全球多个分公司，负责不一样的地区的项目。从不同文化背景、不一样的建筑项目中，我们总结了一套gmp自己的设计哲学和统一的形式语言，并在更多的项目中得到了运用。我们也出版了很多本书，表达自己的建筑主张。

  《设计家》：回顾作为建筑师的职业生涯，您怎么样看待自己建筑规划设计观念的“变”与“不变”？

  曼哈德·冯·格康：gmp的设计哲学最基本的四个原则是：简洁性、多样统一性、独特性、条理分明的秩序。我们在中国的实践方法与这四个原则从始至终保持一致，在中国取得的成功也验证了这四个原则的正确性。同时，基于这四个原则针对不一样的设计条件作出回应，这种设计态度也的确使我们从诸多在中国从业的西方建筑事务所中脱颖而出。

  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一定是基于可持续性考虑的、积极回应城市环境的以及造价经济的。对此我可以举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一个是gmp最大的城市规划项目——上海的临港新城。这个城市诞生于纯粹自然的环境，不具备任何社会的、城市的先决设计条件。临港曾经只是一片荒滩，最初的设计任务没有一点限制，也没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去建立一座独具特色的新城市，给予了建筑师极大的自由度。最初以一滴水为设计意象规划想法如今完全得到了实施：中央是一个直径2.5公里的圆形人工湖，区块和道路规划呈放射状，如同表盘的布局一样。

  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设计条件。首先，它所处的地段无论从何种角度——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来看都是举足轻重的。它承受着来自环境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比邻的故宫、与建国后十大建筑的代表人民大会堂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博物馆，将要容纳国际上顶配水平的展览，在公众心中具有极高的期望值。因此当我们在竞赛中拔得头筹之后，进入深化阶段时，方案很快遭到了许多领导、公众和中国建筑师的反对，认为方案过于现代化，过于西方，不能和谐地融入周边的环境。基于对话式的设计态度，在方案的修改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妥协，而是尽可能综合多方面的意见，寻求一种更优化的方案，最终的结果是，保持原有老建筑的外观设计尽量不做改变，但在内部营造出一个宽阔而明亮的大空间形成反差。我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业主和许多专家的认可，也成为了最终的实施方案。

  《设计家》：作为一名建筑师，您怎么样看待自己目前在社会中的角色意义与职责？

  曼哈德·冯·格康：我想用这次活动的主题来回答，那就是“回应与回馈”：建筑师一方面要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给出答案，另一方面也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关于我们工作的重点，我想说建筑并不是一门自由的艺术形式，不像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作品可以自由地

  表达艺术家最直接的感受。我们是建筑师，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种现实条件进行对话，不存在任何不受限制的决策。建筑师需要对一直在变化的社会需求作出回应。

  《设计家》：您的作品中，许多都是大型公共建筑，它们对所在的区域与城市有重要的意义。在设计过程中，您注重对哪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曼哈德·冯·格康：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本身就指明了答案——公共建筑“öffentlicheBauten”最重要的是公共性“öffentlich”，它是对所有人敞开的，都是可达的。国家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前的老革命历史博物馆尽管入口十分高大，但内部空间给人的感觉比较压抑、昏暗，新国博则完全不同，人们首先进入一个巨大的入口大厅，这个大厅是广场在博物馆室内的对应空间，面对所有人开放。从实际功能上讲，人类能在恶劣天气下进入博物馆大厅休息。开放性是最重要的。在我们所有的项目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内，公共建筑作品是得到最多好评的，例如体育馆，博物馆，会展中心等等。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总是首先考虑公众如何到达这个建筑，如何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建筑内部，这个建筑是否呈现出欢迎、邀请的姿态。这是我们最关键的考虑。

  曼哈德·冯·格康：gmp作为有四十多年建筑实践经历的德国顶级规模的事务所，希望能把我们设计上积累的经验与理念传授给青年建筑师。我自己在布伦瑞克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我的感受是，我们在有些对设计来讲并不关键的教学内容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而一些十分重要的内容却没时间和机会传授给学生。2007年，gmp的几位合伙人决定建立gmp基金会，

  每年拿出公司年盈利的百分之十投入其中，成立一个建筑文化学院，以workshop的形式与学生们分享我们的建筑理念。最近，我们在汉堡易北河畔收购了一座老的航海学校并把它改建成aac建筑文化学院的新校区。每年都有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这里学习，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中国学生。

  《设计家》：在《从欧洲到中国》一文中，您曾提到1999年事务所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展览对gmp后来在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回顾过去，结合如今的“回应与回馈”活动，您有怎样的感想？到中国来做设计这十多年，对gmp事务所来说是否带来了一些启发和改变？

  曼哈德·冯·格康：我们最早提出的设计哲学和理念是非常基本的、原初的一些概念，不包含任何关于形式的，可变的因素，可以说最基本的设计原则多年以来从没改变过。通过12年与中国这一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异域文化打交道的经验，我们思想上的维度以及业务实践的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丰富。中国的建筑文化很注重象征性，对图像语言的关注影响了建筑与城市，当然也影响了我们和业主对话式的交流、设计过程，与西方世界惯用的抽象语汇不同，这里则完全是基于图像和形式的语境。图像式的设计特别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在中国的实践，另一方面，我们同一时期在德国和欧洲的建筑项目或多或少受到了同种影响，设计思想更为丰富了。

  所有建筑规划设计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更新都源于对话——一种个体间基于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交流过程。这是由于，建筑尽管作为艺术之母，却是一门受限制的、不自由的艺术门类，受到各种条件——社会文化、经济利益乃至政治目的等的制约。我们在中国的经历也正好说明了建筑是一种多元化的艺术。我们在中国与业主、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不同之处：人们更重视设计背后的理念与想法、设计的内容、设计的形式语言。而在德国，所有的建筑项目都要等待甲方决策和民众的表决，有必要进行大量的计算让方案符合当地的法规和条条框框的限制。这一些因素在中国则得到了更为灵活的应对，对建筑的理解呈现出更广泛的状态，这是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我希望这种现象和状态在中国以及亚洲能持续下去。最后我想说的是，通过这十二年在中国的经历，我们正真看到了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对创造力的渴求、对实验性的包容、持续果断的决策速度以及承担一切风险的勇气。